从讲故事起家到谋划立体发展
——《故事会》的发展故事
□本报记者 金鑫
 

　　《故事会》，改革开放30年共出刊430期，以20多亿册的印数，在中国期刊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据世界期刊联盟统计，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文化综合类期刊中，《故事会》名列第五；连续三次获得“国家期刊奖”，2007年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一本杂志为什么能红红火火30年？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总编辑、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承伟说：“这当然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我们只是在这大环境下把握了机遇，摸索出中国期刊发展的一些经验。”

　　从百姓不爱看到还故事于民

　　《故事会》是中国9000多种期刊中为数不多的几乎完全靠读者自己掏钱订阅或购买的刊物，或许没有人知道，《故事会》其实也曾有过一段靠公费订购，老百姓都不爱看的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中，《故事会》曾一度停刊。1974年3月，《故事会》改名为《革命故事会》得以复刊，但同时也成了一本配合形势的政治教材。这种人为的束缚和限制，导致《故事会》内容贫乏无味，离百姓生活越来越远。尽管当时每期发行量也有15万册左右，但基本上都是各级文化单位用公费订购的。当时已担任《革命故事会》编辑组长的何承伟带领编辑们走出编辑室，深入农村、工厂调研后发现，百姓中口口相传着大量鲜活生动的故事。而那种生编硬凑，只图花架子、赶浪头的做法，已经完全背离了创办《故事会》的初衷，只能离百姓越来越远。

　　《故事会》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还故事于民。1979年，《故事会》悄悄翻开了发展中重要的一页。当年1月，《故事会》正式取消了加在前面的“革命”二字，并形成了一个总指导思想：贴近时代、贴近群众、保持个性。时至今日，《故事会》人在总结刊物所积累的经验时，仍然坚持这一条。

　　把每一期都当作创刊号来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我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上海就有好几家故事类刊物，而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家故事类刊物，《故事会》不再能独领风骚。面对激烈的竞争，该怎么办？经过反复思考，编辑部达成共识，决不能不顾自己刊物的特点，盲目跟风，刊物要想得到发展，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根”。归纳起来，他们做了两件事，即一手抓原创，一手抓理论研究。

　　《故事会》是一本以原创作品为主的大众文学刊物，因此，作者工作是杂志社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96年开始，杂志社免费举办了13届“故事理论培训班”，培养了数以百计从事故事写作的骨干作者。此外，杂志社还在各地建立“故事沙龙”，团结和帮助当地的文学青年走上故事创作的道路，并鼓励各地沙龙组织推荐优秀作品，把国内最好的作品发表在《故事会》上。在审稿方面，编辑部采取打分制、社外审稿制、会审制以及对原创作品内容进行“慢编辑”等方式，把每一期都当作创刊号来办，这些无疑都是《故事会》提高原创作品“成色”的法宝。

　　何承伟常说，“小刊物背后有大理论，《故事会》的编辑不能光审稿和修改作品，还要成为一个故事理论研究者。”在主编的带动下，编辑部故事理论研究蔚然成风。编辑们各自写出了《新故事的历史和现状》、《口头性与新故事的情节特点》等数十万字的理论文章。

　　新型出版机构谋划立体布局

　　上世纪90年代，《故事会》杂志率先进入到品牌化建设阶段，一个标志即选择“说书俑”作为刊徽，无疑加强了刊物整体的文化氛围。在打造品牌方面，封面设计看似平淡无奇，但是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每期封面上的“人生路长，故事起步”、“在田野里播种快乐，在故事中收获幸福”、“好日子不在乎钱有多少，有故事就好”等题语，都是编辑们深思熟虑后的点睛之笔。

　　在实践中，《故事会》编辑部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书与刊是互为影响、互为借重的关系，图书可利用杂志的品牌造势，杂志也可以借用图书增加其权威性、影响力。为此，编辑部策划推出了“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一进入市场就获得了读者的青睐。10年来，丛书阵容渐次扩充到50多种，计划出版至100种，最高印数累计已达70多万册。

　　2006年，《故事会》成立了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组建两年多来，该公司在社会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以其经济贡献为例，每年上缴利润4000万元左右，加上2006年出让19%的股份，两年产生的经济效益近2亿元，形成了《故事会》、《秀》、《旅游天地》和《金色年代》的期刊群，同时出版图书150种，发行码洋3000多万。在完成纸质媒体的布局以后，建立了新媒体编辑部，相继开通了“故事中国网”、“老爸老妈网”等4个网站以及手机版《故事会》，尝试将传统纸质媒体与新型的数字媒体结合，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电子商务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