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5日，中共辽宁省铁岭市委对外宣布，决定责令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引咎辞职,这被一些网友视为政府送给公众的一份过年大礼。面对这份礼物，作为“西丰事件”的当事人，笔者感慨良多。

　　秀才遇到兵

    2008年的元旦期间，出差贵州的笔者先后接到《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及其丈夫的电话，获知朱文娜在新年第1期《法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县东北土特产品交易中心”建设中存在的征地拆迁违法等问题，以及由拆迁补偿引出的一起“短信诽谤案”（女商人赵俊苹因对拆迁补偿不满，编发手机短信批评、控告县委书记张志国，被以诽谤罪追诉）。事后，朱得悉，这篇文章已引起了张志国的不满，可能会派人来抓她。最早接到朱文娜丈夫的电话时，笔者根本不在意，觉得这种事情绝无可能发生，毕竟朱的报道是职务行为，无论报道本身是否存在问题，都不应该由记者对外承担责任，更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而且，作为曾经与朱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笔者对她也多有了解：这不是一个做事没有分寸、没有原则的人，作为一个有着十多年新闻采编工作经历的记者，不会在一篇批评县委书记的稿子中轻易给人留下什么把柄。虽如是想，但因连续接到朱文娜夫妇的电话，感受到他们的不安以及要求提供帮助的急切愿望，笔者还是决定提前结束在贵州的行程，于3日晚深夜赶回了北京。

    1月4日上午，笔者刚起床不久，就接到朱文娜丈夫的电话，说西丰县真的来人了，朱文娜已经联系不上，不知是不是已经被带走。笔者立即给老朋友、《法人》杂志总编辑王丰斌打电话，问朱的下落。王声音低沉，说正在办公室开会，朱没事。并告诉笔者，西丰县委宣传部和政法委的领导到了报社，提供了很多证据，反映记者的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而且对来人提供的一些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朱并不掌握。笔者当即表示，记者只能做到自己的报道有依据，而不可能掌握与报道“事实”有关的全部证据，对方提供多少证据都不意味着记者的报道一定有问题。笔者告诉王，要坚决维护记者的权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把朱带走。王表示他们会妥善处理。得知朱没事，也不是警察抓人，笔者也就放了心，并电话告知了朱的爱人。

    下午5时左右，朱文娜的爱人再次给笔者打来电话，说接到《法人》杂志社的电话，西丰县来了刑警，要抓朱，朱已经离开报社。笔者当即表示，无论如何先不要让朱见警察。随后，笔者又接到王丰斌总编辑的电话，说西丰县公安局多名警察正在其办公室，让笔者去其办公室。到王的办公室后获知，由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警官陪同而来的西丰县公安局刑警正在杂志社另一间办公室，等着要见朱文娜，并带来了对朱文娜进行“诽谤罪”立案的证明及拘传证。同时获知，上午《法人》杂志根据西丰方面提供的朱不掌握的诸多“证据”，已经发了一个表示要对记者报道所涉问题作进一步复核，要求其他媒体不要转载《法人》杂志发表的朱文娜文章的声明。（《法人》杂志发表声明后，很多以前转载朱文娜报道的网站，其转载的相应报道都被删除）王丰斌还告诉笔者，他已和西丰警察说好，在对方保证不带走朱文娜的情况下，可以让朱来跟他们见面。在与王丰斌的谈话中，王对自己记者的报道似乎一直缺乏底气。

    笔者当即指出，一个媒体负责人不可不信任自己的记者，也不应该轻率发表否定自己报道的声明；而在警察对一个履行职务行为的记者进行诽谤犯罪立案并予拘传的情况下，记者的报道无论有多大的问题，都不再是编辑部需要面对的问题。本人明确反对让朱与西丰警察见面，认为对方对朱文娜进行刑事诽谤犯罪立案的作法是根本错误的，违法的，骇人听闻；即使对方保证不带走朱文娜也不能让朱来跟对方见面，因为谁也不能阻止对方将朱带走，谁也担保不了朱的安全和自由。随后，我立即电话通知朱文娜的丈夫，无论是《法人》杂志还是法制日报领导让朱文娜来见警察都坚决不见，因为没有人可以为其安全和自由提供担保，而且朱也没有义务配合他们违法办案。最后，笔者建议王丰斌先打发警察走人再说，表示既然他们要找的是朱，而朱并不在办公室，且已是下班时间，他人没有义务无谓地陪着他们在办公室等朱来接受拘传。如果对方执意要找朱，可以下周一上班再来。

    或许是信服了笔者作为一个执教媒介法的法律学者和执业律师对警察抓记者行为违法的严重性、恶劣性的分析，以及对该事件处置的意见，王丰斌随后与西丰县委宣传部、政法委的负责人通了电话，告诉他们警察抓记者的事可能比记者报道所涉的问题严重一百倍，让他们好好掂量一下。同时，王也向等候在《法人》杂志社的警察表明，他请教了一位法学教授、律师，专家说警察抓记者的作法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将可能产生恶劣的影响，让他们好好斟酌行事。

    之后，西丰警察经过一番请示，留下了几个表示要讯问朱的问题，便离开了《法人》杂志社。当得知警察要离开，笔者准备出门“欢送”时，西丰警察已经离开《法人》杂志编辑部。只见陪同来的北京警察还在与《法人》的副总编辑李硕秋在沟通着，我便上前递了一张名片，要求这位北京警察转告西丰警察：此事很恶劣，后果很严重。

    “西丰事件”的“点火”与“灭火”

    1月4日晚，与王丰斌等朋友共进晚餐。席间，大家的话题不离警察抓记者的事。行事稳健的王丰斌明确表示不希望此事张扬出去。但笔者认为此事是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事关整个媒体舆论监督环境建设，而不是一家媒体的私事，不应该由一家媒体压下来，而且张扬出去对《法人》杂志没什么不好。因此，当晚席散后，笔者即知会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次日又告知了新京报记者杨继斌，并约请刘万永与杨继斌于次日与朱文娜记者及其爱人见面。

    5日中午的见面，杨继斌还带来了南方周末的记者朝格图。三位记者敏锐地意识到警察抓记者的事，将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在5日中午见面后，朱文娜夫妇及笔者即开始全面配合记者的采访工作。当晚，朱文娜报道所涉“短信诽谤案”被告人赵俊苹的律师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