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张是，对通讯员队伍不能只是索取，而应当给予。给予什么呢?他们大都在各地各级宣传部门工作，最需要的是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把业务培训作为重点，每次开通讯员会都为他们请人作国内国际形势报告和新闻、宣传工作讲座。中宣部领导同志廖井丹、郁文、邓力群、王大明、曾德林、王维澄、郑必坚等都到半月谈通讯员会议作过报告。我们还专门组织业务培训班，让他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增长才干。参加者甚为踊跃。

    我们把通讯员当作自家人，通讯员也把编辑部当作自己的家。久而久之，“大编辑部思想”便酝酿成熟了。1987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半月谈》第九次通讯员会议上，我在代表编委会作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大编辑部思想”，这是我们办刊的重要指导思想。办好这样一个发行量巨大的时事政策性刊物，不能只靠40人的小编辑部，要靠包括特约记者、通讯员在内的500多人的大编辑部，要靠新华社、中宣部以及各级党委的支持。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不是单薄而是雄厚的了。这样，就可以拥有很大的优势，基础稳固，信息灵通，稿源丰富。

    “大编辑部思想”的提出，在通讯员队伍中反应强烈。他们认为编辑部站得高，看得远，有战略眼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编辑部的领导是重视通联工作的，李峰、叶佐标、于有海和我都重视通联工作，每次通讯员会议我们都参加。通联部的席军、刘益清、杨彦、郑文珊、王京忠、姚杏泉、王秀珍等同志更是全力以赴，工作甚为细致。

    1987年5月，河北沧州通讯员曹凤振同志病故，我和叶佐标同志得知消息后，立刻让通联部主任席军以编辑部名义发去唁电，给曹的爱人寄去200元钱。在9月北戴河通讯员会议开幕时，李峰提议为曹凤振同志默哀一分钟。此事在全国新闻界传为美谈。

    由于杂志发行量大，试想，如果每份杂志一年赚一元钱，全年就有700万元的收入，还不包括广告。在经营发行方面，赵冰立、段立荣、陈柏松、杨力、于吉生、毛洪成、焦桂英、高云珍、来江铭、胡丙寅等同志都作出不小的贡献，为杂志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后，半月谈杂志社用自有资金创办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半月谈中学生奖学金”。

    依靠社会，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使我们的刊物立于坚实基础之上，立于不败之地。

   进取为荣

    刊物发展起来了，站住脚了，有一定影响和声誉了。这时我们听到的赞扬声也越来越多了。

    在成绩面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刊物还有许多不足。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我们没有理由止步不前，采取守势。编委会的同志们在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

    记得在1984年初，《半月谈》发行量超过350万的时候，编委会提出为实现“三五”目标而奋斗即 争取到1 985年《半月谈》创刊5周年时，发行量达到500万。后来，这一目标如期实现。

    我曾在编辑部有个提议，杂志订数每增加100万，编辑部全体人员到全聚德吃一次烤鸭，以示庆祝。我们为此连续几年光顾和平门的全聚德。

    在1985年5月，《半月谈》杂志创刊五周年的时候，李先念同志鼓励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面向基层，办好刊物。”陈云同志希望我们“谦虚谨慎为读者服务“。彭真、习仲勋、薄一波、徐向前、彭冲、胡厥文均题词鼓励。穆青同志的题词是：“辐射全国，影响一代”。我们不能辜负领导同志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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