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杂志仅用5年时间，发行量就达到500万份，在社会上，在读者中，名声鹊起。为了满足基层干部的需要，编辑部在1985年又创办了《半月谈内部版》。当时只有韦顺、余振鹏、王树成、沈鼎等几个人，后来又调来方正辉。几年功夫，内部版也办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刊物，发行量最高时达180万!

    1987年夏，中宣部宣传局曹斌、戴舟两位局长找我，想把他们主办的《时事报告》交给《半月谈》杂志社办，因为原来在经济日报管理，发行只有三万份，不够理想。我们经过商量，由我和杨力去谈，同意接过来，但要改成与《半月谈》一样的版本，重新设置拦目，作为半月谈系列刊物在我们的网络内发行。中宣部同意我们的意见，达成协议。当年，经我们努力，《时事报告》就发行13万份，第二年上升到60万份，最高年份达到80多万。读者反映，这个刊物很有用。

    这期间，我们还为满足少数民族读者需要，创办了《半月谈》朝文版、维文版。

    1990年冬，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海湾战争，苏欧巨变，我们根据形势和社会需要，在社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了《时事报告音像版》，成立了电视部。编辑把时事报告录像，配上电视画面，出版发行，第一期就是我主讲的《世界的变动与中国的机遇》。在这之后，杂志社又与烟台电视台合作创办了《每周世界风云》电视专题节目，供150家城市电视台播放。我和李峰成了这个节目初期的主持人。这个节目的创办，为后来新华社音像中心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我曾把当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一句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作了改动，提出：“神州处处有人烟，有人烟就有半月谈”。到1992年我调离半月谈杂志社的时候，杂志的发行量达到724万的最高峰。可以说，天涯海角，无处不在。

    “大编辑部”

    《半月谈》杂志是一个很小的编辑部，开头两年，编辑和经营人员加在一起也就20多人，到80年代末期也只有40多人。虽然有新华社作靠山，但如何尽快把发行量促上去，提高刊物影响力，是我们面临的头号问题。我在编辑部喜欢讲这样一句话：“办好刊物，一靠质量，二靠宣传。”我们靠优质赢得读者，靠宣传扩大影响。因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作者队伍、记者队伍、通讯员队伍势在必行。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在全国建立通讯员网络的想法，得到李峰、叶佐标、喻权域的支持。我们与各省、地市委宣传部联系，请他们帮助推荐通讯员。编辑部从1982年起开始建立通讯员队伍。我们在总社召开第一次通讯员会议时，只有14位通讯员，后来逐步发展壮大，到我1992年离开半月谈的时候，已扩大到五百名，遍及全 国各地市，还在中央各部委和总社各编辑部聘请了80多名特约记者。他们为我们反映情况、组织稿件、宣传发行，成为我们事业起飞的重要一翼。《半月谈》的普及，他们功不可没。

    这支训练有素、特别能战斗的通讯员队伍，被称为“半月谈的秘密武器”。一批老通讯员，如宋宝宏、张柏楷、武政、韩子英、田恒铭、李洪斌、李美清、王德艳、李金茹、潘杏英、徐雅芳、李艳芬、高兴春、刘扬演、丁秋江、沈鹏千、 吴声和、曹晋杰、钱国松、李玉廷、赵福天、于振华、 王仁扬、胡国铤、刘仁远、赵似楠、吴宝炎、韩尚义、王宝础、孔祥广、刘朝清、郭志彩、杨樱、雷涛、何成宗、孔庆芳、蒋中任、钟焰红、涂前禹、 涂普生等(恕我不能一一列举)，都为《半月谈》事业的兴旺发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那种热情，那股干劲，那份挚着，实在令人感动。这些人都成了我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