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佐标、杨彦骑自行车到位于展览路的北京2007工厂联系杂志的印刷业务，宋厂长爽快地接受了我们。赵冰立来回跑邮局。周永康动手画版样。喻权域同各分社联系。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有一种创业的激情，一定开个好头，干出一番事业。总社工字楼四层420室《半月谈》编辑部，电话铃声不断，灯火彻夜长明。

    忙活了几个月，1980年4月，邮局征订的数字报来了：29万份。

    杂志初创就有29万，且是在不当不正的5月创刊，这个数字不算少，可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目标，比起当年《时事手册》最高峰的150万份相距更远。我们没有灰心，因为人们对这个刚刚出世的婴儿还不了解，未识庐山真面目。我们要靠自己的奋斗，靠刊物的质量来赢得更读者，赢得未来。

    记得那年5月10日，《半月谈》杂志创刊号上市的那一天，我专门跑到六部口西长安街邮局报刊门市部看看。看到我们编辑的小版本《半月谈》赫然摆在琳琅满目的杂志丛中，很是兴奋。

 

    读者至上

    改革开放初期，新事物新政策新问题不断涌现，干部群众非常关心形势发展，也遇到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我们坚定一个信念：必须时时记住《半月谈》的读者群在基层，一切要从他们的需要、兴趣、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出发。要在基层读者最关心、又不太清楚的问题上想题目，找线索，作文章，解答读者的疑难，介绍有益的知识，与读者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编辑部每次举行的编前会，总是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争论热烈，总能碰撞出好的题目。如果说《半月谈》的成功之处，我认为与读者的心贴得很近，是重要一条。

     读者至上，质量第一，成了我们办刊的信条。 基层读者希望系统地讲解国内外形势，我们便在杂志上编写系列形势讲话 “爱国主义讲座”，每季度综合介绍世界风云。基层读者希望解答各种政策问题，我们便开辟“政策百答”、“读者信箱”，从体制改革、市场物价、职工就业、工资奖金、家庭成份、离休退休、责任田承包、子女升学、计划生育、宗教信仰到防病治病，有问必答，很受欢迎。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问、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案问答、中央三个农村改革文件的独家受权发表，大大提升了创刊初期的《半月谈》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作为杂志的主编、总编辑，主要精力是组织报道，如同导演，把演员组织好，导出一幕幕精彩的戏剧来。组织报道，要高屋建瓴，纵横捭阖。中央的精神，生活的实际，群众的想法，记者的感受，要在我们的报道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1980年《半月谈》开展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讨论，1982年关于农民是否可以买汽车的讨论，1986年内部版关于乡镇企业道路的讨论，关于后门现象的讨论，都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组织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提高读者对时事的关心和兴趣，我在1981年提议每年在《半月谈》上推选本年度国内、国际各十件大事，集全年大事于一篇，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引人注目。后来，我们又推选国内、国际十大新闻人物。在全国报刊中我们是最先做起的，此后其他报刊后来也陆续这样做了。

    办好时政刊物，需要撰写有自己特色的评论。对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的政策方针、人民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表述见解，引导舆论。作为杂志的主编，我自然责无旁贷。刊物半月一期，每期要有评论打头，真是逼上梁山。逼，也有好处，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也就练出来了。从杂志创刊，到1992年8月离开杂志社，近13年间，我总共撰写了一百几十篇评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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