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经过胡福明多次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时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审阅同意，被安排到4月11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头条位置，准备刊出。

    按报社规定，《哲学》清样必须最后经总编辑审阅后才能付印。时任总编辑的杨西光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的老干部，这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他足足花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审阅。他当即让秘书把我找去，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文章重要，放在《哲学》专刊发表可惜了，应在报纸第一版（要闻版）显著位置发表；二是文章要做进一步修改，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做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大意）。对于总编辑的意见，第一点我立即照办，把胡福明文章撤下，换了另外一篇文章。但对第二点我感到难以执行，因为总编辑提的修改意见较大，要求又急，希望尽快修改、早日刊出。这样的修改最好由作者来进行，而作者不在北京。

    正当我为难之际，4月13日，胡福明为参加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来到北京，给我打来电话。我立刻向总编辑报告，总编辑当机立断，决定当晚就开会研究文章的修改。晚饭后，我乘了总编辑的小轿车把胡福明接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知道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员准备（或正在）写一篇同主题（或类似主题）的文章，又要我到那位同志家中把他接来。

    4月13日晚，在杨西光办公室，他主持开会，参加的除了作者胡福明、中央党校的那位研究人员外，还有马沛文和我。

    会议先由杨西光讲话。他首先肯定了胡福明的文章并表示光明日报非常重视，决定发表，但仍需要进行修改。为了使文章改得更好，请大家提出意见，特别是文章应选择从什么角度切入主题（实践与理论〈真理〉的关系）。杨西光请两位“客人”先发表意见。他俩互相谦让了一下，就由党校的研究人员先说。他认为文章应该从路线（路线斗争）问题切入，这个意见显然与胡福明写的文章相左。后发言的胡福明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应该从理论（基本理论）问题切入。会议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杨西光表态说，这两种写法都可以，让他们二人按自己的意见各写文章，两篇文章《光明日报》都发表，哪一篇先写好，就先发那一篇。

    其间，党校的那位研究人员说了一句：从路线和理论一块写。

    这次会议是杨西光临时决定召开的，又是内部几个人的小会，当时没有正式记录。因此，会上谈了哪些具体问题，怎么谈的，已无案可查，这是一件憾事。所幸的是，我做过几年记者，随身带了笔记本（采访本）。我把我认为特别重要的话记下来了，比如那位研究人员说的“从路线和理论一块写”就记在本子上。

    本本上主要记的是杨西光的总结发言，我记的提纲挈领，有的只记了题目，共32处。最重要的有两处：一处是“两个凡是”，一处是“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此处后面又重复了一次：“注意：完整、准确毛——想”）。

    后一处指出文章的指导思想，即文章要突出宣传完整、准确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前面一处则强调文章的要害是批判“两个凡是”。“完整、准确”的提法在报刊上已有宣传，但“两个凡是”的提法，据我所知报刊上还没有提出，在内部也是少数高层的人知道，至少在我处理这篇文章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