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编就是一本杂志

    一个主编就是一本杂志。

    颇有名士风度的沈昌文，从1986年起接手主编《读书》，整整10年。

    和主张“文章要有思想性”的陈原不同，沈昌文接任主编后，《读书》的风格相对平和起来，“我从1954年后就学会了慢一步，”他说，“我既然文化水平不高，上面又没有路子，就只有慢一步，讲得不好是投机。无论哪方面我都没有很高的要求，平安过关就可以。”或许是这种处世哲学，让《读书》平安度过了岁岁月月。

    《读书》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态，虽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更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轨迹。

    《读书》最早发出了多篇顾准的文章，直至后来结集出版。顾准被发现、被关注，《读书》可谓功不可没。同时，在还没有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些界线的时候，后来被称为“新左派”的崔之元、张宽等人的文章，最早都是在《读书》出现。

    《读书》应该好读。沈昌文甚至提出，好读的标准就是“卧读，能躺在床上读，我们没讲坐在马桶上读，实际上包含了这个意思，不是正襟危坐的，很可能在很嘈杂的环境中看，适合知识分子的要求”。于是，在同事眼中，“老沈基本上都是在玩儿，玩得不亦乐乎，他自己很投入。但是明显的，人文色彩特别浓厚。”《读书》延续了注重人文的特色，那股精神仍然在。  

    其实，如果这时的读者暂时合上《读书》，抬眼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就会发现，中国已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进军的新进程。下海的、淘金的——启蒙时代结束了，金钱时代的书桌上，已经放不下一本想追求从容淡雅的《读书》了！
　　《读书》一直在场

    汪晖自称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承认这一代大学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也认为，“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也开始认识到80年代的思想认识也有自己的局限。比如我们将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传统，而忽略这些问题的现代根源。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汪晖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重新思考”的。这位研究思想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偶尔给《读书》杂志写些文章，参加《读书》的一些活动。但汪晖想不到的是，与《读书》的这种缘分，成为他后来主编《读书》的原因之一。

    1996年沈昌文退休后，《读书》选择怎样的新主编，成为三联书店的当务之急。其间一些知识分子反映，新时期的《读书》缺少了一些科学理性，希望能够选择学术背景较强的人担任《读书》主编。于是，时任三联书店总编辑的董秀玉经过广泛征求意见，选择了学术背景较强的汪晖，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黄平也加入进来，从此开始了两人共同执掌《读书》的十年—同时也是波澜不断的10年。

    此时，改革已经进入实质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推进，新的社会问题陆续出现，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不像原来一致呼吁改革要往前走。整个社会的氛围出现了变化，人文价值判断出现了变化，思想界出现了分歧。对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前景，学界、思想界在深刻思考。

    呼吁“重新思考”的汪晖接手《读书》后不久，就开始拓展《读书》涉及的领域。它从沈昌文时期的人文趣味、多元文化向社会科学领域转向，越来越贴近现实问题，甚至直接介入到这一时期的思想争论之中。新的作者也走进了《读书》。许多人都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没有了江湖气，多的是学院派的作派：讲逻辑、重体系。

    于是《读书》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并且见证着思想界不同观点和理论的纷争。在一些似乎充满了意气之争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

    而汪晖本人因为1997年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虽然他一直拒绝这个“帽子”。新左派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起因是如何认识与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问题。

    人们批评《读书》失去了公共平台的气质。汪晖的解释是：“在中国的媒体领域里面，主流的声音铺天盖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发一些不同的声音，而且让不同的声音更大一点呢？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作者，但这不等同于说我们的杂志就得和媒体、和潮流完全一样。”结果，“包容不同作者”的汪晖主编的《读书》，也被很多人视为“新左派”的阵营。虽然汪晖断然否认，但是他也承认，一些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文章确实少了，但是他辩解说，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投稿所致。

    尽管批评不绝于耳，汪晖主编的《读书》却不改初衷。《读书》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女性主义、大众传媒研究一类文章增多。2000年以后，三农问题的讨论、医疗改革问题的讨论、教育改革问题的讨论、私有产权的讨论、劳动产权的讨论，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讨论，《读书》一直在场。